湖北实施对外开放先导战略研究——基于外资选择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视角

　　2001年以来，湖北省的对外开放逐渐由外向带动战略向开放先导战略转变。2004年，湖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地实施开放先导战略。2007年，湖北省第九次党代会强调以大开放为先导，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湖北省委九届二次全会指出要大力实施开放先导战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2008年以来，在开放先导战略的指导下，湖北省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时期。开放先导战略的目的在于通过全面开放解决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进程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虽然湖北实施开放先导战略后的成绩显著，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问题并未有效解决。因此，考察开放先导战略实施的绩效，分析开放先导战略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成为湖北省提高开放水平及效益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实施开放先导战略的重要内容,但是学界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现有文献主要有三种结论：一是FDI总体上对产业结构演进有积极影响和优化效应（吴进红和张为付，2006；文东伟,冼国明和马静，2009））；二是虽然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但二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李雪，2005；赵红和张茜，2006）；三是FDI对我国各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具有长期的影响和显著的差异，并且FDI的产业结构效应由东部向西部逐渐增大（高远东和陈讯，2010）。许多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受到一些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主要包括：一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杨晓丽，2011）；二是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状况等投资环境（张宇，2008）；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余长林和王瑞芳，2009；Lee Branstetter & Kamal Saggi；2009 ）。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FDI是否存在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结论并不一致），而对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缺乏理论与实证分析。因此，本文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FDI是否能够促进湖北的产业结构升级？二是FDI通过何种途径影响湖北的产业结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发挥外资在推动湖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

　　1978年以来，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大体上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如图1）：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在波动中上升，第三产业的比重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78年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0.5%、42.2%、17.3%；而2010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到13.4%，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到48.7%、37.9%。当然，第二产业的比重在2001年前围绕40%上下波动，在2001年后呈明显上升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在2000-2003年间超过第二产业，其它年份则低于第二产业。

 

　　从产业结构调整效益来看，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益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2000年以前，湖北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益指数呈缓慢上升态势，同时伴随着轻微的波动状态；2001年以后，湖北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益指数呈明显快速上升的趋势（如图2）^[①]。2010年，湖北的人均实际GDP为3328.6美元^[②]，按照Syrquin and Chenery（1989）模式[③]，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应趋向于24.2、32.6和43.2，三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应趋向于18.6、31.4、50.0。湖北三次产业产值的比重为13.4、48.7、37.9，三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为0.46、0.21、0.33。因此，虽然湖北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益不断增加，但与“国际标准结构”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湖北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不断增长，从1986年的1250万美元增长到2010年405015万美元（如图3），年均增长速度约为27.24%。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是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两种主要方式（如图4）。改革开放之初至21世纪初，湖北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中外合资经营的形式存在，但所占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01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占的比重首次跌破60%，2010年下降到33%。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呈稳步上升的趋势,2005年以后外商独资企业取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成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2010年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达到58%。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企业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占份额一直都比较小，2010年所占份额分别为1%和8%。

　　随着开放进程的加快，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涉及的产业不断增多，但是呈现出明显的“二、三、一”型的结构：第二产业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最多，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少（如表1）。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先后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不多。1989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295万美元，其中第二产业2044美元，第三产业仅为251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初，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进入第一产业，但是所占比重很少超过2%。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一直青睐第二产业:1990-1993年间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在40%以上，2006-2010年间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保持在65%以上。另外，工业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占第二产业的绝大份额：1990-1993年间所占比重在85%-100%间波动，而2006-2010年间所占比重比较稳定的保持在99%左右。

表1：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产业分布                 单位：万美元

说明：根据《湖北统计年鉴（1991-1994）》、《湖北统计年鉴（2007-2011）》整理而得。

　　众多文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来检验lnISi与lnFDI、ln²FDI之间的长期均衡状态。模型设定为如此形式，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时间序列数据的对数形式不会改变其时序性质,并且对数化后的数据更容易得到平稳序列。二是产业结构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规律性的非线性变化，因此特加上ln²FDI项以考察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非线性效应。

　　通过lnFDI的系数（β₁）和ln²FDI的系数（β₂）来识别lnISi与lnFDI之间的具体关系。如果β₁≠0，β₂=0，lnISi与lnFDI是线性关系。如果β₁>0,β₂<0，lnISi与lnFDI是倒U型关系，并且FDI的结构调整效应边际递减。如果β₁<0,β₂>0，lnISi与lnFDI是U型关系，并且FDI的结构调整效应边际递增。

　　lnISi表示产业结构调整的指标（i=2、3、4），其中：IS2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IS3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IS4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比值。考虑到湖北所处的发展阶段，我们把IS2 、IS3作为反映产业结构调整的指标，IS3、IS4作为反映产业结构逐步升级、优化的指标。

FDI表示每年流入湖北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美元）。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采用美国的GDP缩减指数（2005年为基期）作为价格指数[④]。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表2)。在5%的置信水平上,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 而一阶差分都平稳, 即都是 I(1)序列,因此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说明：检验形式( C, T, 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N 指不包括 C 和T，加入滞后项的目的是使残差项为白噪声，滞后项阶数由 AIC 准则确定，D（）表示差分算子，表中所列临界值为1%、5%、10%置信水平下的ADF 检验 Mackinnon 统计值，P值为MacKinnon (1996)单侧检验P值。

 

　　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考察3组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Johansen 协整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综合考虑 AIC、SC等准则，确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均为3。协整向量个数的检验使用Johansen 的特征根协整检验，假设含截距项不含时间趋势项。检验结果表明三组变量在5%显著水平上均存在 1个协整关系(见表3)。

　　说明：*表示在5%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为MacKinnon-Haug-Michelis (1999)p值。

　　协整分析对应的长期方程如下，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的标准误差。

        lnIS2=-0.1774lnFDI+0.0231ln²FDI　　　　（1）

　　　　　　　(0.2817)　　　(0.01441)

        lnIS3=-1.4255lnFDI+0.0595ln²FDI　　　　（2）

　　　　　　　(0.5030)　　　(0.0254)                     

        lnIS4=1.1340lnFDI－0.0648ln²FDI　　　　（3）                       

　　　　　　　(0.02584)　　　(0.0137)

　　式（1）为lnSP2与lnFDI、ln²FDI的长期均衡状态。lnFDI的系数为负，ln²FDI的系数为正，因此lnFDI与 lnSP2呈现U型趋势。dlnIS2/dlnFDI=-0.1774+2*0.0231lnFDI，可得lnFDI=3.8398，此值落在样本区间的左侧，说明1986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湖北第二产业比重的提升，并且呈边际效应递增的态势。式（2）为lnSP3与lnFDI、ln²FDI的长期均衡状态。lnFDI的系数为负，ln²FDI的系数为正，因此lnFDI与lnSP3呈现U型趋势。dlnIS3/dlnFDI=-1.4255+2*0.0595lnFDI,可得lnFDI=11.9790,此点大致位于2002年，说明2002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降低了第三产业的比重，而2003以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提升了第三产业的比重，并呈边际效应递增的态势。式（3）为lnSP4与lnFDI、ln²FDI 的长期均衡状态。lnFDI的系数为正， lnSP4的系数为负，因此lnFDI与lnSP4呈倒U型的趋势。dlnIS4/dlnFDI=1.3340-2*0.0684lnFDI,可得lnFDI=832895,此点大致位于1990年，说明1990年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提升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相对比重，而1991年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降低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相对比重，但呈边际效应递减的态势。

　　外商直接投资是资本和相关技术的结合体（Johnson，1972；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Balasubramanyam 等，1996），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根据研究目的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假定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资本积累（Rostow，1960；Chenery和Strout，1966；江小涓，1999）、技术外溢（Caves，1974；张建华和欧阳轶雯，2003）、对外贸易（Camilla，2000；Gabor Hunya，2002；陈继勇和盛杨怿，2009），因此特建立复合函数以刻画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

ISi=f[cap(FDI),tec(FDI),tra(FDI)]　　　　（4）

利用复合函数求导法则，求ISi对FDI的导数，结果如下：

等式两边同乘 ，整理后可得：

                                                    

其中，ISi为反映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各项指标；cap、tec、tra为传导变量，分别刻画资本积累、技术溢出和对外贸易；FDI为外商直接投资。

　　式（6）左边为ISi对FDI的弹性，可以反映出FDI的产业结构调整总效应；右边三项中的每一项都由ISi对传导变量的弹性与传导变量对FDI的弹性相乘构成，分别反映出FDI通过资本积累、技术溢出和对外贸易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实证检验方法和步骤：第一步通过协整回归计算出长期均衡时各传导变量对FDI的弹性；第二步通过协整回归计算长期均衡时产业结构变量对各传导变量的弹性；第三步将上述两种弹性相乘便可以估算出各种路径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程度。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传导机制的实际情况，特对各传导变量的衡量方法作以下说明（衡量ISi和FDI的指标与本文第二部分相同）：

　　资本积累: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衡量（Herzer & Schrooten，2007）。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首先计算出以1986年为基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然后计算出实际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技术溢出：以GDP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值来衡量。新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阻碍了资本边际报酬率的递减现象,使得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可能。因此资本产出率的变化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赖明勇和包群，2003）。

　　对外贸易：以每年的出口总额来衡量。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用美国的GDP缩减指数（2005年为基期）作为价格指数。由于湖北多年来主要实施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出口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出口总额相对其它指标更为合适。

　　与本文第三部分一样，数据起止时间为1986-2010，除特别注释外，所有数据都来源于湖北历年的统计年鉴。

　　首先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 4。结果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上，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即都是 I(1)序列。

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考察3组变量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根据AIC、SC等准则，3组变量的最优滞后期分别为1、4和4。检验结果(见表5)表明：在 5%显著水平上，lncap与lnFDI 、lntra与lnFDI分别存在2个协整关系，而lntec与lnFDI 仅有1个协整关系。

 

　　lncap与lnFDI 的长期均衡方程为：lncap=0.5424lnFDI ，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为0.0502。 与 的长期均衡方程为： ,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为0.0408。lntec与lnFDI 的长期均衡方程为：lntra=0.4193lnFDI ,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为0.0717。因此，从长期来看FDI能够促进湖北的资本积累、技术溢出和对外贸易。

　　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分别考察IS2 、IS3、IS4与三个传导变量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根据AIC、SC等准则，最优滞后期均为2。三组变量均存在三个协整关系（表6）。